确诊35例，民航局发出多份熔断指令

有学者经研究后认为，我国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存在大量的交叉重叠之处，几乎找不出何为地方性事务。

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认可包括授权性认可、概括性认可和具体性认可。[68]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是可以相互融合和促进的。

二是民间规范在适应国家诱导的制度变迁上不断失灵。[23]民间规范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功能，[24]具有记载习惯权利、分配权利与义务(或者权力与职责)的规范结构，是将民间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诸如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等区别开来的关键特征。【摘要】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扩容的背景下，应充分关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问题。广义的社会规范是指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规则和标准，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法律规范、乡规民约、社区公约、社团章程等。通过地方立法，将通行于地方的民间规范结构到地方正式秩序中，既是地方贯彻落实国家法律的必要举措，也是地方将通行的民间规范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必要方式。

[55]地方立法的执行性意味着根据本地情况制定执行上位法的具体实施规范，这表明它不能简单复制上位法的规范，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第七十三条)。认可是法的创制方式之一，不仅适用于中央立法，也适用于地方立法。[12]例如，当纳税人相信绝大多数其他人都依法纳税时，他的守法动机会明显提高。

以上述关键点作为基础，本文根据理论梳理、现实观察和自身进行过的实证研究，秉承着整体论的研究进路，[16]提出守法社会的基本内核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而这三个核心维度又包含着七个具体的构成要素(见图1)： （图略） 图1 其一，守法意识。[18]本文认为，对守法意识的讨论，除了肯定其与伦理道德、信仰、法治精神等的关联性外，正面回答如何使守法成为一种道德基础、成为一种内在信仰也十分重要。总之，守法社会的建设不能忽视法律与社会、文化的共建维度。不可否认，我们已经发展出一系列指标来评价立法的科学性，也设置了各种程序来确保立法的民主性。

[39]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法律架构已在日趋完善中，但随之而来的，法律的陌生性成为一个基本特征。守法社会建设面向的是个人、群体、组织三类主体以及社会、政府、国家三个层面。

相反，它有助于在真实世界中发现人的认识和行动是在何种情景、以何种方式与法律发生具体的联系或碰撞。例如有研究主张，积极守法的实现是与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的唤醒和深化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在此仅根据实践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做一个抛砖引玉式的论述。而合法性的缺失会导致尊法守法的动力减弱，严重的还会遭遇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抵制。

[31]换言之，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认知存在，人们并不能自动地将其与自己的生活世界发生有效连接。又如，将激励机制与惩戒机制相结合，提升积极守法的一般性动力。因此，守法社会的建设还需要培育相应的文化土壤。[52]同注[38]，胡玉鸿文，第60页。

【摘要】 守法并非一个由法律规则自动生成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行动的逻辑。[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以整体性和过程性的视角，在法律—社会—个人之间、规则—行动—观念之间、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客观能力—客观环境之间建立起联系，可以发现，守法社会的基本内核包含守法意识、守法能力、守法条件和环境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而这三个核心维度又分别包含认同、道德义务、知识、资源、法律体系、法律威慑、社会文化心理七个具体构成要素。[49]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社会文化心理成为违规常态化的支持系统。

[30]如果与自己的生活目的和价值意义无关，如何能产生出伦理道德上的共鸣？所以，法律教化的生活维度，就是要解决抽象与具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而一旦威慑无力或失效，对社会大众心理造成的普遍性减损就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挽回。[29]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之前没有规则体系，而是变成了一套现代法治规则体系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形成普遍的道德心理机制。本文主张，有必要发展对守法的全新认知，并系统发展有关守法和守法社会建构的法学理论。比如，若认为守法是执法的结果，则研究和建设的重点就变成了如何改善执法。又如，越来越多的监管型法律要求企业配备专业的合规管理人员甚至专门的合规管理部门。

而守法也应当获得公共性的肯定与认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方面进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厉行法治，推进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参考文献】 {1}［荷兰］刘本：发展背景下的污染监管：中国的立法、守法、执法状况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洪范评论》(第9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例如，很多领域中轻微违法的比例居高不下，即便在道德上对此类行为加以谴责，即便不断执法甚至于执法机构不时采取专项行动，一旦执法力度减弱，违法势头便会再度上扬，于是执法往往陷入死循环。

[42]此外，经由司法活动产生的威慑也很重要。当然这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多元化的、有区分、有针对性的守法能力提升机制。

[47]参见注[39]，刘本文，第148-151页。[38]参见胡玉鸿：全民守法何以可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58-59页。本文的探讨只是一个开始，守法的实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其一，守法社会的制度环境。[40]参见赵晓耕、沈玮玮：专业之作：中国三十年(1979-2009)立法检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页。

无视行动者在认识和执行法律规则时可能存在的障碍，想当然地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就应该被遵守，其结果有可能是掩耳盗铃。[30]参见葛洪义主编：《法理学》(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本文指出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重要思路，即法律的治理应当具备人心的向度，而法律的教化应当关注生活的向度和大众的向度。总体而言，守法意识的生成和维系是一种主观认知与情感的建设，可能立基于对法律本身的认同，又或是形成了道德上的自觉。

因此，法律的威慑不单指向违法者本身，还应该能够帮助人们发展出一种确信，即违规必然付出高的成本和代价，而守法是值得的。此种能力主要由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决定，这在组织型守法中尤为突出。

[53]参见江必新：《法治社会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456页。[51]具体而言，就是要将守法或违法的话题置于公共性的视野中来，使人们认识到违法不止是个体化的选择，也是具有社会公共影响的行为。对守法的认识和研究，关键是要把意识—能力—环境条件结合起来分析，把法律—社会—个体、规则—行动—观念、立法—法律实施—法律后果联系起来考察，融贯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

[44]从一个健康的守法社会建设来说，司法活动应当通过发挥其应有的威慑机制来引导民众关于是非、正义、对错、优劣的认知。其四，守法社会的建设不能缺少行动者的主体视角，故有必要围绕着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客观能力以及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系统考察，避免因将守法对象和守法现象客体化可能带来的狭窄判断。

当然，这一理论探索本身有过各种复杂的讨论，且也未形成共识。总而言之，信息渠道的差异，有可能带来不同群体在法律认知上的能力区隔。

[46]所以说，守法建设与法律强制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守法社会的建设不能一味地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威慑力来主导，让受众成为遵守和服从的被动一方。因此，守法不应当仅仅被作为镜子以投射出立法、执法或司法的后果。